读书 | 名家导赏，译文社新版《契诃夫戏剧全集》纪念契诃夫逝世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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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7月15日，契诃夫在德国巴登维勒与世长辞。在契诃夫为我们留下的所有宝贵艺术财富中，他的戏剧无疑是如王冠上的宝石一般璀璨夺目的存在。藉“现代戏剧之父”契诃夫逝世120周年之际，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契诃夫戏剧全集（名家导赏版）”系列作品，完整收录契诃夫毕生经典剧作，再次为广大戏迷、书迷朋友呈现“有这个时代一切的痛和希望”的契诃夫舞台。

201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契诃夫戏剧全集》，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曾给予高度评价：“上海译文出版社破天荒地在中国出版了《契诃夫戏剧全集》……让更多人认识到：契诃夫不仅是伟大的小说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戏剧家。”十年来，这套精装版在口碑和市场上都经受住了考验，豆瓣评分高达9.7，销售超过12万册。

今年是契诃夫逝世120周年，可谓契诃夫大年，学界讨论他，戏剧界用排演剧目来纪念他，译文社也推出了《契诃夫戏剧全集》新版本，特邀对契诃夫戏剧深有研究的专家、活跃在实践舞台上的导演，为每一个剧目撰写导读。包括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晓，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彭涛，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吴小钧，新幻想现实主义戏剧研究学者、戏剧导演杨申，知名导演王晓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乐，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教师邹卓凡诸位，他们解读契诃夫每一个剧作，分析契诃夫戏剧文学的特质，回溯他们与契诃夫舞台的相遇及表达，把多年研究的成果和心得交付读者。

董晓在《万尼亚舅舅》的导读《内敛的幽默，是契诃夫戏剧最深刻的幽默》一文中，深刻分析了契诃夫的喜剧精神：“理解契诃夫的戏剧，关键就在于理解其中独特的喜剧精神。”他认为，契诃夫戏剧的喜剧特质和本质，并不体现为人物的滑稽性举止。万尼亚身上的轻松喜剧成分并不多，反倒是颇具感伤气质；但他一方面以滑稽喜剧式人物的言行消解自身的悲剧性，另一方面在面对厄运的消极抵抗中不时地通过自我解嘲，成功超脱了来自现实的压力，这种态度赋予了人物自身喜剧性的特质。

吴小钧在《三姊妹》的导读里写到：“什么是生活的意义？我们为什么生活，为什么痛苦？这是《三姊妹》主题的最基本的内涵。但是契诃夫剧作由于‘内涵的多义性和外延的丰富性’，因此其主题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特征，所以能够给我们提供多元解读，这也是契诃夫戏剧的魅力所在。”

新版同时邀请狄菲菲、吕梁、吴磊等知名演员，有声演绎剧作经典片段，读者扫码即可聆听，跟随艺术家进入契诃夫戏剧的名场面。

除了专家和艺术家精心打磨的内容附加值，这一版《契诃夫戏剧全集》的装帧也极具特色，小32开平装，一个剧目一册，盈盈一握，非常适合随身携带。封面设计复古又简洁新潮，据编辑透露，字体专门请设计师定制。而每册二三十元的定价，在今天的书市也很少见了。

>>内文选读：

“我的心就像一架贵重的钢琴……”

吴小钧

《三姊妹》的最后一幕，伊里娜在与爱着她的军官屠森巴赫男爵分手前说道：我的心就像一架贵重的钢琴，把钥匙丢了似的，所以要永远锁着了。

曾有一说，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创作灵感正是来自伊里娜的这句台词。遗憾的是，后来一直没有找到与此有关的佐证。笔者宁可信其有，因为如此优美而舒展的旋律确实像从伊里娜充满诗意而哲理的台词里流淌出来的。

《三姊妹》是一部“知识分子戏剧”。具有白桦树般纯洁、孤傲和优雅气质的三姊妹，除了母语之外还懂得三四种文字，会弹钢琴，她们随着父亲的部队离开了生活十余年的莫斯科，现在一直住在只有十万人口的外省小城。契诃夫戏剧的特点之一是“多主人公”，因此很可以将“三姊妹”视为知识分子的群体象征。当时正在创作剧本的契诃夫给他的恋人奥尔加的信中明确表示，“你们应该解读现代生活，就是那知识分子正亲身体验着的生活”。

展示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挖掘他们在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潜流”，这与契诃夫在十年前（1890年）的那一次历时八个月、穿越了西伯利亚的上万公里行程的“萨哈林岛（亦即库页岛）之旅”密不可分，那里是俄国最大的流放苦役地，流放者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契诃夫之所以会有拖着病弱之躯、写下遗嘱的壮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主要的一个，是他正面临创作的“瓶颈口”：一方面是成果累累，功成名就，先后出版了五个中、短篇小说集，又在1888年获得帝俄科学院的普希金奖，成为文坛的红人；但是另一方面，契诃夫意识到创作上出现危机。1889年12月《林妖》首次公演遭遇失败，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契诃夫认为自己正在经历“一个停滞的时期”，他强烈希望扩大自己观察生活的视野。他反思自己的创作：“我干的究竟是正经事呢，还是微末的无聊事？”；“写完了好几普特重的纸张，得到过科学院的奖金，过着波将金公爵的那种生活，但没写出一行在我看来真正具有文学意义的东西。”他甚至感到“生活苦闷和忧郁”，感到自己被关在四堵墙里，接触不到大自然，看不到人，见不到祖国，身体又不健康。

萨哈林岛之旅不仅大大强化了契诃夫的同情心，也深化了他对生命价值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使得“这位作家的创作已经转向俄国现实中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命运”。契诃夫的两条创作笔记很能说明问题..“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作的最好的一切，也都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的力量和拯救的希望在于它的知识分子，在于诚实地思考、感受和善于工作的知识分子”。契诃夫最重要的四部戏剧作品都是从萨哈林回来之后创作的：《海鸥》（一八九六年）、《万尼亚舅舅》（一八九六年）、《三姊妹》（一九〇〇年）和《樱桃园》（一九〇三年）。

《三姊妹》的生活素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军人方面的素材来自莫斯科以西六十多公里的县辖小城敖斯克列先斯克，有个炮兵连驻扎在那里，契诃夫的弟弟伊凡在教区唯一的小学主持校务，还在大学读书的契诃夫到了夏天常去那里，结识了不少人，他大学毕业之后又去那里的乡镇医院当医生助理。他仔细观察周围的人，看病的农民，当地驻防的炮兵连的官兵等。知识分子和驻防军官们在那里过着墨守成规的无聊生活，靠闲聊打发日子。契诃夫早在创作剧本《三姊妹》前还曾写过以炮兵团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描写之精准，以至于有的读者误以为作者就是一位现役军官。

而与三姊妹有关的生活及素材更加丰富，契诃夫家兄弟曾先后与五组“三姊妹”有过交往与情感纠葛。最初是与戈登家的三姊妹，她们是皈依了东正教的犹太人，其中的安娜是《观察者》杂志的编辑助理，最小的娜塔莉亚曾与安东·契诃夫热恋过两年，但是她后来又与已经潦倒的大哥亚历山大·契诃夫生活在一起。而在思想上对作家契诃夫影响最大的则是一八八八年他在卢卡度夏时结识的林特瓦列夫家的三姊妹。她们生活在一个具有激进主义思想的地主家庭，大女儿是一名医生，因为脑瘤而完全失明，且患有癫痫，经常头痛不已，契诃夫是这样描述她的：“农民们则把她当成一个圣徒……她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她总是以惊人的冷静谈论着自己注定的死亡……就在此时，我面前是盲女子坐在凉台上，谈笑风生，幽默风趣，或者听别人朗读我的《在黄昏》。猛然间，一种奇怪的感觉向我袭来：不是这个女医生要死了，倒是我们竟没有感觉到自己也会死去。”二女儿也是一名医生，打算终身不婚，亚历山大曾想与其结婚，契诃夫获悉后告知兄长“她是一名医生，一个地主；她自由、独立，受过教育，凡事有自己的观点。……但如果没有爱情的话，即便给她一百万卢布，她也不会结婚”；三女儿整日里笑声和歌声不断，非常同情农民；长子已婚，因参加激进运动而被软禁；幼子是一位钢琴家，同样受到当局的关注。亦有传记作家认为三姊妹形象的灵感，有一部分来自英国作家勃朗特三姊妹。

他把这两方面从未相遇的人物糅合在一起，他们之间不寻常的关系构成了剧本的背景。

一九〇〇年八月初，契诃夫恋恋不舍地送走了奥尔加，随即投入剧本创作，但是由于疾病和不断有客人来访，契诃夫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已经第六天还是第七天，我待在家里没有出门，因为我一直生着病。发烧，咳嗽，流鼻涕”。在两个月里，契诃夫先给剧院寄去第一幕，然后又寄了第二幕和第三幕。十月中旬剧本完成，下旬契诃夫亲自将第四幕送到莫斯科，这时才给剧本定名《三姊妹》。在此期间，斯坦尼和丹钦科不断给契诃夫写信，央求他尽快写出剧本，甚至喊出了“救救剧院”，声称自从《海鸥》和《万尼亚舅舅》获得成功后，剧院没有契诃夫的剧本就维持不下去了。“我们的命运已经操纵在契诃夫的手里了！”据说契诃夫去世之后，斯坦尼和丹钦科为当年这样无情的催逼，深感内疚和懊悔。

契诃夫抵达莫斯科不久，剧院组织了剧本朗读会，岂料读完最后一幕，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沉默，契诃夫依然微笑着，不断咳嗽，随后发言的一些演员表示，搞不清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认为这不是剧本，更像是提纲；甚至直言“这戏没法演，没有角色，只有素描！”契诃夫失望地悄悄离开了。

契诃夫希望他的戏剧能成为一面镜子，让底下的观众，从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精神和生活状态。这也就是契诃夫在与人讨论《三姊妹》时说的话：“我要的只是诚诚恳恳、开诚布公地去告诉人们：看看你们自己吧，你们生活得很糟，很无聊。最重要的就是要叫人们了解，而当他们了解这一点，他们就必然会给自己创造另外一种更好的生活了。我虽然看不见这种生活，但我知道它一定会和现在的生活完全不同，一点也不相像。而在它没有出现之前，我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人们说：要明白啊，你们现在生活得很糟，很无聊。”契诃夫的这一番感受也包括对自己的大哥亚历山大的现状和死去不久的二哥科里亚的命运结局的感慨，他们都具有很高的艺术天赋，但是在生活中却是放纵无度，自甘堕落，自毁前程，契诃夫对此痛心疾首。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切多么像三年之后（一九〇三年）莫艺排演契诃夫的绝笔之作《樱桃园》状况的预演。对此，契诃夫曾说过一句不无心酸而又充满幽默的话：“从误解开始，以误解结束，这就是我的戏的命运。”这也就不难理解为，《海鸥》在圣彼得堡首演失败之后，契诃夫再也不在第一时间观看自己剧作的首演；这同样可以理解为，契诃夫的剧作真正被人们从心底里头所理解和接受，都是要在首演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三姊妹》是过了三年“观众才逐渐欣赏这部了不起的作品的全部的美”。

一九二五年，《三姊妹》有了出自曹靖华先生之手的第一个中译本。数年之后，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写下这样的读后感：

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为他的戏感动着。读毕了《三姊妹》，我合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玛莎、哀琳娜、奥尔加那三个有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里浮起湿润的忧愁，静静地听着窗外远远奏着欢乐的进行曲……我的眼渐为浮起的泪水模糊起来成了一片，再也抬不起头来。然而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生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一个低劣的学徒。

这位年轻人就是刚以创作《雷雨》而蜚声剧坛的中国话剧作家第一人曹禺先生，此后他的剧作风格发生了明显的转型，创作了具有契诃夫式的诗意与哲理交织的散文式戏剧《日出》《北京人》《家》等。而《三姊妹》则是在一九三六年首次由“上海女声社”将其搬上中国的舞台。（摘自《三姊妹》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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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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