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音乐在天津早期传播史料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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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作者是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

广东音乐，地方性乐种，但在很多地域有着广泛的流传：北京、上海、天津、香港、澳门，乃至海外。其中，广东音乐在天津的传播尤为令人瞩目，天津也因此被称为广东音乐的“第二故乡”。目前，对于广东音乐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然而，通过对广东音乐在津早期传播史料的深入解读，笔者发现，仍然有些许史实需要考证乃至勘误，也有诸如旅津广东音乐会成员名单、社会各界的文艺演出节目单等史料，有助于我们在更加广阔的视域中观察广东音乐在天津早期流传的特征与意义。

旅津广东人与旅津广东音乐会

19世纪下半叶，天津作为重要的漕运商埠已经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大批商人，其中广东人与福建人都有着相当的规模。旅津广东音乐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成立，然而，关于其成立的时间，史料的记载值得再予考证。

自1931年的《天津志略（会社篇）》记载为1915年之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等各类资料汇编以及研究性文论中均沿用了1915年这一时间。但笔者找到了三个可以说明其成立时间为1914年（民国三年）而非1915年的证据：

第一，天津市档案馆所藏《旅津广东音乐会章程》。其中第一章《总则》第三条明确记载了该组织成立的时间为民国三年（即1914年）。

第二，《北洋画报》1929年（民国十八年）10月12日的383期为“旅津广东音乐会十五周年纪念演剧专号”。由1929年为15周年来推算，旅津广东音乐会的成立时间也应当是1914年，而不是1915年。

第三，《为据旅津广东音乐会主办慰劳国军筹款游艺会呈以演剧筹款慰劳国军请于备案等情呈报》记载了“旅津广东音乐会于民国三年（1914年）主办慰劳国军筹款游艺会，并获教育部颁发的捐资兴学奖状”的情况。既然以“旅津广东音乐会”的名义所举行的筹款游艺会是在1914年，那么该组织便不可能时至1915年才成立。

旅津广东音乐会的职员、会员情况

早期旅津广东音乐会的职员均为广东籍人士。天津市档案馆所藏1946年的《天津市旅津广东音乐会职员履历表》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职员构成情况：包括理事长1名、常务理事长4名、理事10名、候补理事5名、常务监事1名、监事4名、候补监事2名。年龄从25-45岁不等。所有职员的籍贯均为广东，职业或是从商，或供职于海关、铁路、矿务、银行等。

虽然旅津广东音乐会的职员从理事长到候补监事均为广东籍，但该组织的会员却已经突破了广东籍的范围。1946年的《旅津广东音乐会会员名册》中记载了109名会员的情况，其中有7名非广东籍的会员，籍贯分别为福建、浙江、天津，入会时间为20世纪30-40年代。

旅津广东音乐会出现了福建与浙江籍的会员，可见广东音乐已经得到非广东人士的喜爱，而20世纪40年代3位天津籍爱好者的加入，或可映射出广东音乐已悄然进入天津人的生活，这为广东音乐在天津的广泛传播埋下了伏笔。

天津人组建的广东音乐社

20世纪40年代，广东音乐在天津蔚然成风，由天津人组建的专门演奏广东音乐的乐社纷纷成立，学校内外、街道家庭中，时常可以听到广东音乐的曼妙旋律。

当时，学生群体是传播广东音乐的中坚力量，许多广东音乐社是由在校学生组建而成。成立于1942年的“南风粤乐社”是众多广东音乐社团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该乐社主要成员有工商学院附中的徐仁、徐杰、韩世珍、董光尧（董坚）、杨浩川、杨少苍，第二中学的赵金铸、陈嘉瑞等人。由于这个乐社演奏水平较高，曲目较多，乐器配备比较齐全，成为当时唯一经常到电台演播广东音乐的团体。“南风粤乐社”的主创者徐仁老先生于1949年组建“天津中国音乐研究会”（现为天津群艺民族乐团），并借助该平台，演奏了170余首广东音乐，参加广东音乐演出250余场。

天津人的积极参与，使得广东音乐的在津继续传播成为可能。即使后来广东人纷纷离津返粤，广东音乐也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在天津的乐友们浇灌与哺育下，广东音乐在天津绽放出了生命的力量。

天津各类表演活动中的广东音乐

鸦片战争之后，大规模的基督教传教活动推动了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是加速了西乐东渐的进程。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北京条约》中增开的商埠，天津不仅逐渐成为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同时也成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并呈现出文化多元化的都市。

天津这样一座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城市，其音乐领域又是怎样的情形呢？西方音乐文化是否会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呢？广东音乐作为发轫于珠三角地区的地方性乐种，是否会在天津的整体音乐文化生活中完全被边缘化呢？通过对天津市档案馆所藏的两份节目单的分析，笔者有些意外地发现——

天津市档案馆所藏《为经过情形报出席世界学生日纪念会等事致本局郝局长的呈（附告学生书节目单）》显示，1946年11月17日下午，世界学生日纪念大会在天津市耀华中学校礼堂举行。节目中的第4首作品为广东音乐。如果说，在旅津广东音乐会的演出中，广东音乐一定会成为必然选择的话，那么在“世界学生日纪念大会”也出现广东音乐的身影，则可见广东音乐在天津多元音乐文化语境中的重要地位。

无独有偶，天津市档案馆所藏《为送招待券及节目事致市参会的函（附节目单）》中也出现了广东音乐。1948年9月2日，天津市各界庆祝胜利三周年纪念大会，当晚游艺晚会的第5个节目为南风国乐社演奏的4首国乐（广东音乐曾一度被视为国乐）：《胜利》《甜蜜的苹果》《娱乐升平》《狂欢》。

从以上两次活动的节目安排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天津有着多元包容的音乐文化氛围，而被视为国乐的广东音乐，在西乐东渐的文化背景中，显然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结语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与分析，广东音乐在天津早期传播的历史画卷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其特征与意义也随之显现。

首先，广东音乐经历了由广东人传入，后转而由大批天津人参与的变化过程。从广东人成立的旅津广东音乐会，到天津人组建大量广东音乐社团，并形成传播热潮，广东音乐得以融入天津人的音乐生活之中，展现出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同血同脉的内在机理。

此外，广东音乐在天津的传入直至传播热潮的形成，正处于西乐东渐、新文化运动以及新音乐发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之中，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乐种之一，广东音乐非但没有因为西方音乐的传入而式微，反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不仅是地方性乐种异地传播的一个生动案例，更是中国传统音乐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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