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人手札里的大师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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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清华学人手札里的大师风采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4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清华学人手札里的大师风采》的报道。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近百年前，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演讲中的一句话，道出了大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大师，既是学问之师，又是品行之师。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造诣，是“大学之大”的最重要支撑。

“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正是这样一个用“一笔一画一书写”真切映照大师风范的展览，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展出了130余位清华学人的手札。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李济、钱玄同、费孝通、华罗庚、钱三强、叶企孙……都是人文与科学领域大师。

在清华110多年的历史中，他们有的曾在此执教，留下诸多佳话；有的曾在此学习，由此开启求学问道之路。他们让清华之所以成为清华。

惟托于文字者可以无穷。大师们虽已远去，但从他们留下的手稿、书信、诗文、笔记中，能看到普通传记中未能展现的精萃点滴。“这些手札背后，是一位位有个性、有喜怒、有情怀的人，有正史中难得见到的丰满和真实。”手札展策展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说。

“不怕没进步，但不可太用功”

浏览手札，我们能看到早年的教育经历与兴趣爱好，如何为大师们一生的事业打下基础，也能从他们所秉持的教育理念中得到启发。

“前奉函嘱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经与杨君数次商谈，以目前美国情形，高电压实验较难进行，可否略予变通，以应时宜？查高电压实验之目的，在研究原子核物理，杨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

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梅贻琦的关于杨振宁的培养意见。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梦妮摄

这是20世纪40年代，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梅贻琦的关于杨振宁的培养意见。杨振宁1945年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就读芝加哥大学，1949年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关于那封培养意见，杨振宁曾说，这是对于他后来的研究工作很有影响的一件事。

“这封信体现出清华对学生培养的细致。”杜鹏飞介绍，杨振宁原本专业是实验物理，赵忠尧和王竹溪根据杨振宁的特点和当时的国际研究形势，推荐杨振宁选择了理论物理，“杨振宁天分极高，做实验物理肯定也会有所成，但可能没有后来这样大的成就。”

天文学家张钰哲，1919年考入清华，是“中华”小行星发现者。晚年，他在纪念沈括逝世89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讲述了8岁时看到哈雷彗星的经历，成为他一生钟爱的天文事业的肇始。

“记得我八岁那一年，正是举世瞩目的哈雷彗星回归的1910年。哈雷彗星横扫天际的奇特景象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最初的印象对于我以后转学天文学，并从事行星彗星的观测研究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

巧合的是，演讲这一年，他在紫金山天文台再次看到哈雷彗星。演讲中，他兴奋地说：“我祈望看到两次哈雷彗星的毕生愿望终于实现了。”

“你现在已上课了吗？你是很好的孩子，不怕没有进步，但不可太用功。要多走路，多玩玩，身体好，进步更快。”这是1929年，胡适写给陶孟和长女陶维正的信，信的内容是他教育理念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到他对孩子身心并重的教育理念。

“工作进行如常”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多灾多难。然而，学人们无论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下，都弦歌不辍。通过展出的手札，我们能看到抗战烽火中，那些不曾停滞的研究与考察。

“工作进行如常。黄沙河道问题，藉新开之四条濠已大致解决。毫无疑问的，水源来自苍山，在新濠中，深及三公尺下，找出地层陷落的证据。我们所注意的那个山凹，当可藉此解释。四野黄云，麦已将熟，割麦插秧时季，去现在尚有十几天。在忙季以前，我们的主要工作定能完成。”

这是抗战时期，吴金鼎致梁思永的信。吴金鼎1926年考入清华，师从李济攻读人类学专业。他也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者之一。

抗战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迁徙西南。他们到了哪里，考察和研究工作就在哪里展开。

1938年11月到1940年6月，作为苍洱古迹考察团团长，吴金鼎在大理及洱海一带开展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从他的书信中，能看到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以及“四野黄云，麦已将熟”所流露出的中国人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恰如当年《大公报》那篇著名社论《我们在割稻子》所言。

接下来笔锋一转。“承费神带去之照片已印出否？很担心邮局大火，烧了我们的照片”，“闻重庆又遭空袭，不知济之先生已归来否，念念”，这样的文字，又把人带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学人们的考察成果可能被大火烧毁，自身可能遭遇空袭和死亡的威胁。

“昨日守和先生来谈，述及《甲骨丛编》之计划，彼甚热心赞成，并允由图书馆自印出版……《殷墟文字外编》编成后似可续编此书，将来全书告成，实契学空前之大著也。”

这是抗战期间，同为甲骨学家的陈梦家致信董作宾，商讨关于《甲骨丛编》的出版计划。陈梦家曾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任教，从下文中“联大迁徙与否尚在未定之中”，可知此信写于西南联大时期。这封信同样展现了战争阴霾之下，学人们在学术上的不懈追求。陈梦家之妻赵萝蕤曾回忆这一时期的陈梦家：“他除教书外，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古史和古文字的研究，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

“三冬何用足，七字已伤肝。”“即今穷愁日倚薄，是或一道疗蹉跎。”……展览中，文学史家萧涤非的诗，则形象地展现了抗战时期的艰苦，为上述学人们艰难中的坚守做了最好的注解。

萧涤非1926年至1933年在清华读书，是朱自清的学生。1941年9月至1946年4月，他在西南联大任教，这些诗是对那段艰难岁月的真实反映。“这些诗隐约可见杜甫‘诗史’的影子，值得反复品读。”杜鹏飞说。

巧合的是，萧涤非的学术研究中，以对杜甫的研究最为卓著。杜鹏飞介绍：“萧涤非讲杜诗时，联系到抗战期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时世的忧患、个人的遭际，使他更深入地研究杜甫。”

“应挺出负担，责无旁贷”

展出的手札里，能读到学人们为现代学科建设耗费的心力。

“居室为人类生活中最基本需要之一，其创始与人类文化同古远，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人类不可无居室。居室与民生息息相关，小之影响个人身心之健康，大之关系作业之效率，社会之安宁与安全。”因此，“一俟战事结束，即宜酌量情形，成立建筑学院，逐渐分添建筑工程、都市计划、庭园计划、户内装饰等系。营国筑室，古代尚设专官；使民安居，然后可以乐业，为解决将来之营国筑室问题计，专门建筑人才之养成实目前亟须注意之一大问题”。

这是一封写在营造学社信纸上的信。1945年3月，梁思成怀着对抗战胜利的憧憬，考虑到战后重建家园、培养人才的需要，写信给梅贻琦，提议清华成立建筑系。

在信的最后，梁思成说，“应挺出负担，责无旁贷”，9个字道出了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感。

抗战胜利不久，清华成立建筑系，并聘请梁思成为建筑系主任。这一决定在后来的岁月里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科学进步端赖研究，农业科学亦然。吾国现施农业教育偏重技术训练，缺乏研究倡导。而各农学院之研究工作，概凭个人兴趣，个别发展，既少联系，尤无同力研究某种共同问题之举。吾国农业发展滞缓，恐受此影响非浅。为补救是项缺点，吾校设立农学院，性质应与他校稍有不同，即在教授一般农学课程之外，应以造就农业科学研究人才为主旨，研究则以少数重要问题为中心。”

这是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1946年呈梅贻琦的农学院筹备方案。方案还详细谈到了人才延聘、学生名额、训练方针等。不久，清华将农业研究所改为农学院，并聘汤佩松任农学院院长。1949年10月，清华农学院并入当时的北京农业大学。

“清华农学院短短两年多的办学时间里，招生重质不重量、重视科学研究等举措，都体现出筹备方案中的精神。”杜鹏飞说。

“作人要有个性，作书也要有个性”

浏览手札，能看到大师们的个性，以及专业之外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

“这是一部能表现自己的书。”手札中，有一份语言学家罗常培1934年为魏建功《古音系研究》所作序言的手稿。罗常培曾在清华大学任教。魏建功也是语言学家，曾编纂《新华字典》。

罗常培接着写道：“作人要有个性，作书也要有个性。凡是根据自己的观念，运用自己的方法，组织自己的材料，而不因袭别人的，无论如何也算得一部好书。”

“作人要有个性，作书也要有个性。”这句话被摘录下来，放大展示在展厅墙上。

手札中，有黄子卿20世纪40年代的诗稿。黄子卿曾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任教。他的专业是化学，诗词仅是业余爱好。这组呈梅贻琦诗稿，共十余首诗，体现了他在古典文学领域的深厚功底。在诗稿的开篇，他写道：“前宴唐君席上谈及诗词，知吾师于此道甚感兴趣。生本为门外汉，但有时兴之所至，亦曾邯郸学步，操笔而吟。虽不成诗，要亦足抒一时之感也。录呈近作十余首，以博吾师一粲，并希郢政为感。”

梅贻琦是清华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曾担任清华物理系教授，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校长，他对古典诗词也颇有造诣，曾加入朱自清发起的诗会。清华中文系教授、文史学家杨振声曾与梅贻琦以茶韵诗唱和，引起其他同事共鸣。展览展出了杨振声的诗稿：“到处为家不是家，陌头开遍刺桐花。天涯无奈乡思渴，细雨疏帘酒当茶。”

“清华学人不仅在专业方面有杰出的贡献，同时也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和全面的修养，不以一己之专而摒弃其他。”杜鹏飞说，那些酬唱应答时信手拈来的古文诗词，问询联络中信笔写就的书法条幅，把这些知识精英的日常素养展现得淋漓尽致。

展览“文艺其丛”部分，展示了这些书法条幅。清华学人中，颇有一些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家。例如，梁启超对“二王”和北碑均钻研极深，形成了碑帖融铸的书法风貌；唐兰的钟鼎、篆书、行书、楷书无一不精；俞平伯的小楷风神潇洒……更让人称道的是，“还有不少数理工科学子、教授，比如赵九章、张子高、钱伟长、竺可桢等，也写得一手漂亮好字”。杜鹏飞介绍。

个人爱好成就的展览

此次展出的130余位学者的手札，有的来自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有的来自学人亲属，有的来自社会藏家，更多的是策展人杜鹏飞的个人收藏。“应该占了总数的七成吧。”杜鹏飞估算。

杜鹏飞将自己对学人手札的收集称作“纯粹的个人爱好”，“我一直关注清华的校史，关注历史上优秀的清华学人，有机会遇到这些文献资料，就会力所能及地购买”。

事实上，这是一位理工科教授的个人爱好所成就的展览。

杜鹏飞是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1988级本科生，1998年获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和书法，喜欢传统的文人书画，“小时候，逢年过节买年画，我会选择石涛、张大千、齐白石作品的印刷品，而不去买那时候最流行的电影年画”。

这份爱好在杜鹏飞心中生根发芽，长大后，他对于“字写得好看的信札”，一直特别关注。在清华多年，他的兴趣逐渐从过去泛泛的关注，聚焦到这些跟清华学人有关的手札上。

20多年前，杜鹏飞便开始陆续收集清华学人手札。他收藏的第一件清华学人作品是姚华的画，“上面题的字写得特别有力”。姚华的作品并不便宜，杜鹏飞当时在其他学校兼课，正好收到一笔课酬收入，跟这幅画的价格差不多，他如愿以偿买下了这幅画。

展览中还有不少上款是商务印书馆或王云五的信札，比如陈衡哲写给王云五的信，谈她的作品《小雨点》的出版。杜鹏飞回忆，大约在20年前，市场上突然出现一批商务印书馆的老档案，基本上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往来信札。每当它们出现在拍卖会上，他都会特别关注其中跟清华有关的，去跟踪、购买。

清华百年校庆时，杜鹏飞曾整理自己的收藏，自费出版了《百年清华学人手迹选》。2014年，杜鹏飞来到筹备中的清华艺术博物馆。2016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这些学人手札作为开馆首展之一，受到观众的喜爱，还曾到香港巡展。如今，这一展览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常设展之一。展厅互动区域，墙上密密麻麻布满观众留言，都是对清华及其所承载精神的向往。

每一次展出，这些手札都无偿供博物馆或相关机构使用。“我实际上是在‘假私济公’。”杜鹏飞开玩笑说。

对于这些手札最终的归宿，他打算全部捐给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意义关键在于，藏品能带来什么。对这些清华学人手札的收藏，最后变成了展览，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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