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波风雨过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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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中国的一大区域，地理空间位于长江三角洲，经济繁荣，又称“稻米之乡”。江南是文化重地，物华天宝，人文荟萃，富庶秀美，充满诗意的想象。海外学者尤其是东瀛学者对江南特别青睐瞩目，也多有研究成果描述文本。刚刚出版的中砂明德所著《江南：中国文雅的源流》是众多解读诠释江南的著作中，别具一格的独特文本。

海外学者说江南，各有角度，路数不同。中砂明德比较南北差异，不从六朝烟水说起，他说朱熹，也说董其昌，在他看来，江南真正成为文化鼎盛之地是在明末以后。当然，他也说衣冠南渡，也说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大政治家与江南的渊源关系，他说利玛窦、更说卫匡国眼中的江南。他说苏州这一“人间天堂”的前世今生，也说到张士诚与朱元璋在这座江南城市激烈博弈的深远影响，但他说得更多的是董其昌，由董其昌说到南北科举制的分卷考试，说到吴门画派，真是纵横捭阖，议论风生。

中砂明德谈及江南的艺术市场，从王羲之的兰亭说起。到了朱熹的南宋，再到文人画与当时的兴趣市场，董其昌等人的影响巨大，风雅绝伦。董其昌与王世贞的关系，更有他与赵孟頫的彼此比较，就两位“文敏”的长短，中砂明德很有意思地评说，“两位‘文敏’难分优劣。不过，政治野心比赵孟頫要旺盛的董其昌，艺术活动方面依靠中央的程度比赵孟頫要低得多。他赋予原本本地性很强的江南山水画以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建立了南人主导的绘画史观，而他主要的活动舞台一直是书画船交织来往的恬静水乡。而且，将他的观念变得强而有力的不是政权的力量，而是市场中的力量关系。”

中砂明德说过艺术市场之后，再说江南的学术市场。他从顾炎武说起，探讨南北的学术差异，笔锋一转，大谈朱熹通过《资治通鉴》确立中国传统的所谓正统，说朱熹的老家新安，更说当时的出版重地建阳。中砂明德一再说，他评说的江南包括福建这一八闽之地，尤其是因建阳的出版而形成的新安学派，吕祖谦、熊禾、胡一桂、陈栎、汪克宽、刘锦文等或知名或被尘封的人物，被一一钩沉，而发生在1499年、迄今已有525年的一场大火，造成“古今书版皆成灰烬”，从此以后，建阳出版迅速衰落，苏州、南京、杭州，次第崛起，令人唏嘘。

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中国史学的高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其魅力影响久远，《资治通鉴》复活了《春秋》以来编年体史书的传统。中砂明德以极大的功夫研究《资治通鉴》。在朱熹等人的努力之下，袁枢编撰《通鉴纪事本末》，而朱熹又推动《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出版传播。很可惜，朱熹生前并没有目睹该书出版，在他去世二十年后，由真德秀推动方才付梓刊行，此后又有关于《资治通鉴》的各种通俗文本不断涌现，“通鉴家族”枝繁叶茂，蔚为大观。

朱明一代，北虏南倭，令人头疼。北虏，原说被朱元璋朱棣父子驱逐而败走的蒙元，后又指自努尔哈赤开始崛起的满洲，最终是多尔衮挥师入关，朱明覆灭。南倭，是指倭寇，多在福建浙江一带袭扰，此后波及江苏、山东，戚继光、俞大猷等都是抗倭名将，而戚继光抗倭有功被北调驻守长城。倭寇之患，多有评说，中砂明德则细说戚继光、胡宗宪在应对倭寇之时的作为，文人论兵，跨界而行，茅坤、唐顺之、罗洪先、郑晓等，他们绘制地图，编写兵书，积极入世，慷慨激昂，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活跃的身影。

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中砂明德一再坦言表明，他这本书过于宽泛，名之为《江南》有点名实不符，但他借助于丰富的史料与细致的分析，通过讲述书画古董热潮的兴起、出版业的发展蓬勃、朱子理学的兴盛、通鉴家族的繁衍、应对倭寇的猖獗、南人在乱世北方的作为，娓娓道来，流畅无碍，如此讲述江南，深入浅出，是对江南研究的一大丰富，形象地展示出江南风雅文化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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